这尊造于北魏和平三年（公元462年）的弥勒像，是布达拉宫所藏制造年份最早的金铜造像之一。

　　“北魏的渔阳郡大概在今北京郊区一带，一位僧人在那里出资创作这尊造像。来到西藏后，它的发髻被涂上蓝靛、脸部涂金绘出眉眼嘴唇，这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供养习俗。”多吉平措介绍，这尊弥勒像背后有着佛教艺术流变的生动故事，是研究佛教中国化历程的重要实物资料。

　　“当时，犍陀罗造像风格在古印度式微，却通过丝绸之路东传，在我国北方形成了北魏平城模式等重要的中国本土造像样式。”多吉平措说，从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造像展现出的兼容并蓄艺术风格可见一斑。

  色莉玛向观众讲解“大慈法王唐卡”。（丹玉 摄）

  罗布林卡管理处文物科科长色莉玛带来了“大慈法王唐卡”。

  生于拉萨蔡公堂的释迦也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的弟子，1414年进京朝觐永乐皇帝；1419年于拉萨北郊主持修建色拉寺；1434年，宣德皇帝册封其“大慈法王”封号。

  他两度进京，长期在内地开展弘法活动，并在青海圆寂，是明朝所封三大法王中，在内地传法和生活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对加强西藏地方与明朝中央政权关系有重要贡献。“大慈法王唐卡”上云龙纹的华盖，表明明朝中央对释迦也失的崇高礼遇和深情厚谊。

  “这件作品是以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与中央政府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见证，是汉藏艺术交流合作的结晶。它视觉化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色莉玛说。

  何伟向观众讲解拉萨当雄吐蕃墓地中出土的金耳勺。（丹玉 摄）

  现场陈列的最小的一件文物，是出土于拉萨当雄吐蕃墓地的金耳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文博副研究馆员何伟戴着手套，将它捧起来展示给观众。

  《旧唐书》记载，武官五品以上佩戴“躞蹀七事”。“事”指生活中的小用品，除耳勺外，还有针线筒、打火石、磨刀石、镊子等。它们串在一起，成为武官的躞蹀带。

  “勺柄一面展现大翅、长脖的中原瑞鸟形象，另一面又是西亚萨珊王朝的立狮形象。”何伟说，“唐文化融入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元素。这柄耳勺在内地制作时就融入了萨珊元素，后以或赠品或交易形式流入西藏。同时代的陕西法门寺地宫中也出土了同形制的耳勺。”

  绘出西藏地形的“魔女仰卧唐卡”使用唐朝文成公主从内地带来的地勘方式；手持法器可逐一拆卸的“大威德金刚像”出自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堆白……雪堆白是清代西藏地方造办机构，在修建布达拉宫红宫时，康熙皇帝曾特派114名内地工匠前来相助。

  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也能管窥到一些西藏文物带来的影响。

  “玉也是连接内地和西藏的文化符号。元代以后，玉逐渐传入西藏，最初以羊脂玉居多，因此藏语中的‘玉’是汉语‘羊脂’的音译。”展示元朝中央赐给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的白玉印时，西藏博物馆副馆长、文博研究馆员吉如·巴桑罗布说。

  “西藏有一种传统的茶架，上面有圆孔，摆放茶杯不便，乍一看不知如何使用。”吉如·巴桑罗布说，“但见到明代的高足碗，疑问就打消了，把碗足插在茶架孔中，可以安稳承托和移动。”

  “今天展示的这些文物，在无声地诉说：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吉如·巴桑罗布说。

  记者：魏冠宇、刘洲鹏